1958年，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在吕特案的判决中即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即基本权利主要是人民对抗国家的防卫权，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利规定中也体现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被视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地适用于各个法律领域。

人权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整体性观念表达，而宪法权利规范体系则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不同社会关系背景下的个体权利的呈现，二者形成了内在整体与部分、观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的多维互动。就此而言，以一种依据自然法思想而设定的开放的、动态的资格来确认宪法主体的权利范围，不仅有效缓解了实证主义的僵硬化，而且赋予了宪法权利在促进个体的良好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互促互动方面的可行性。

而从宪法权利体系的结构来看，这一过程乃是通过宪法义务体系的实现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宪法权利就是人参与共同体各种社会关系的资格和凭此获得的利益，据此人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宪法权利外在的整体格局初步得以架构。宪法权利体系的外在整体格局是以基础权利为基础元素搭建的，它大致涵盖了共同体的基础社会关系，因而可以看到，包括国际人权公约在内的现代各国宪法权利规范体系的总体架构实际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依赖于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生活而存在着孰先孰后的价值排序问题。应该说，如何调谐，并没有统一、普适的标准，只有某种共通的底线和结合各国实际的个性化探索。

第二，经由宪法权利价值的抽象，将那些现实中的宪法权利诉求纳入宪法权利规范体系后，便是宪法权利规范体系的实现过程。可见，以上几个环节，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宪法权利运行体系的基本进程。所以，这些内容可视为宪法向国家机关发出的指示和委托，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之时的政策参考，也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南。

然而我国沿用多年的立法技术——宜粗不宜细，却导致了法律与宪法在规范表述上的趋同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可操作性差等问题，这一现象被形容为法律在裸奔。过分依赖或者无限授权行政机关不但导致立法具体形成功能的不足，同时也为下位规范掏空法律专属事项提供了可能。在立法具体化的过程中，既有不断阐释公民基本权利内涵的正面描述以及处于正面描述延长线上的积极保护，又有对体现为规定公民基本权利行使边界的反面限制。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概念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内涵的高度不确定性。

①如审判独立如何理解的问题，《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在规范调整领域之内，注意受规范者专业认知与规范用语使用的协调，以促使规范用语在受规范者可理解范围之内。

而最后一点主要强调了它的可司法审查性，一切关于规范表述是否明确的问题可以经由司法作出相应判断。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一条，不要等‘成套设备。[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而这些概念的具体化和明确化程度直接关乎着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度。

立法机关有义务而不为属于典型的立法不作为。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立法具体化功能 规范表述趋同化 。我国《立法法》对国家立法的规范主要针对国家立法的程序、法律解释的条件及其效力，并没有对国家立法的具体立法结构、语言表述等内容进行规范。[27][29]郑贤君：《宪法方法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

[25]基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可以尝试按照立法依据、宪法规范、调整领域的不同进行类型化处理，以确立具体化程度的不同标准，从而实现宪法对立法权轻重有别的差异化控制。法典之文章用语，最易平易简明，使多数人了解。

而在国家立法中，仍不乏与此相似的景象，以宪法为范本照抄照搬或转述，笔者统称之为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4]彭真：《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页。

[15]即相关立法是否存在和受规范领域内人们的一般认知。首先，宪法是部门法的基础和依据，部门法因为符合宪法才具有了正当性与合宪性。仅凭该条，实难觅得何谓公共利益，依据宪法委托理论，立法者显然对公共利益负有加以释明的职责，且我国《立法法》第8条也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要通过法律来规定。古代以法律为权义之利器。结合前述我国国家立法所存在问题特点的分析以及台湾地区经验的介绍，本文认为我国国家立法具体化限度的保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强化法律保留原则对立法权的控制以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授权。[25][26]法源编辑室：《受托产制厂商设厂机制清凉饮料品应课征货物税 释697：不违宪但须适时检讨改进》，http: //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6730。

若用艰深之文，非妇孺所能晓解者，时曰不明。通过社会大众对立法具体化明确化程度的评价并使之反馈于立法机关，实现立法评估结果与立法的立、改、废以及法律解释工作的有序衔接。

使人民通晓法律，为国家之义务。[6][7][8][9][10]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17、5、148、158、157页。

不难发现，法律明确原则的判断过程中伴随着法律保留原则、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权力分立原则以及个案领域的特殊性等因素的纠缠。[2]鉴于这些领域的重要性，它们一般被视为绝对法律保留事项。

[12]因此，审计也成了对其他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的一项重要制度机制。[30]所以，有必要进行立法回头看，进行立法评估，逐步实现科学立法。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了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了14位法律语言学和语言学专家在法律语言规范化方面进行把关。就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领域的宪法规范表述特点来看，吾人可以相信，立宪者系希望立法者续其未竟之志，而为一定之作为。

从理论上来看，这些表达就是典型的宪法委托，制宪者通过宪法对立法者进行委托以期其就上述事项有所作为，所以就上述领域制定法律尤为重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宪法与法律在价值蕴含和功能承担上都存有较大差异，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各自的面向、外在表现特点以及立法机关把宪法规范加以进一步细化、明确的必要性。

②这些表达中法律一词，一般有形式法律和实质法律之分，形式法律包括明确受宪法委托的法律和隐含受宪法委托的法律。法律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所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影响着其生命力。

[22]对于合理的公众提议，立法机关加以考虑和吸收，以确保所立之法通俗易懂，即法典的语言要平实质朴、用词素淡，易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而不能晦涩难懂、佶屈聱牙、故作深奥，只有专门的法律家才能领会和运用。  摘要:  在我国，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沿用多年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不无关系。

[19]穗积陈重：《法典论》，樊树勋译，上海：上海昌明公司，1907年，第124-125页。[22][24]姜春云：《法律法规应当成为全优产品》，《中国人大》2002年第1期。  二、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的宪法审视 法律与宪法在规范表述上高度趋同，究其原因，与我国早期立法主导思路不无关系。然而，我国《立法法》把法律保留原则又进一步区分为绝对法律保留事项和相对保留事项，且相对法律保留事项范围过大，在这种情况下，限制不必要的授权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19]然而，如何做到法律用语简明，立法者所立之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另外，相较普通法律，宪法的内容常常会被定义为基础性的、作为实证法秩序存在前提条件的诸种价值，[7]尤其是对人的尊严的尊崇已成为近代宪法的一个共识，而风能进，雨能进，唯独国王不能进的法谚更道出了宪法所蕴含的价值倾向性。

正面的不断阐释和积极保护对公民基本权利而言确实尤为必要，因为内涵阐释和保护措施越具体越好，即便是阐释或保护不足，仍可通过法律解释对其不断予以拓展。为了让法律生命力更持久，积极开展立法评估极为重要。

实践中亦不乏其例，就前述不确定概念中的公共利益一词来说，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因此，宪法也就是一道评价法律正当与否、合宪与否以及法官对部门法规范内涵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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